成都田野裏“長”出農村改革“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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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津天府農博園俯拍圖

 

  郫都區戰旗村

 

  郫都區戰旗村媽媽農莊的薰衣草盛開時,吸引遊客無數。

  12月15日,2018國際社會生態農業高峰論壇暨第十屆社會生態農業大會在成都市郫都區戰旗村拉開帷幕。國內“三農”問題專家雲集,為成都農業農村發展“理脈支招”。

  2007年,成都獲批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2014年,成都再次獲批全國第二批農村改革試驗區,成為農村改革的前沿地區。

  自2008年啟動農村産權制度改革以來,成都成為全國農村改革的“高光區”——近年來不僅承擔著全國33項農村改革中的18項探索,也為全國“三農”發展貢獻了多項原創改革。因此,這次高峰論壇的召開正處在一個承前啟後的時間節點。

  猶如一株在田野裏“長”出的大樹,成都在農村改革領域的探索,深植厚土、根壯葉茂,有內在肌理和良好成長性,仍在不斷長高、長大。

  地

  從確權頒證開始體現“溢出價值”

  無論是專家還是政府部門負責人,都有一個共識——梳理成都農村改革軌跡,可以發現一個起點也是支點的巨大釋放作用:農村産權制度改革。

  成都平原人多地少,要想激活農業,必先釋放出土地價值。延續近10年,成都農村産權制度改革從為農民確權頒證開始,先是“六權”後又增加“五權”,幾乎囊括農民所有可以實施“三權分置”的資源。

  截至2017年年末,成都市確權頒證基本完成,累計辦理各類産權證和股權證共計919.11萬本。同期,成都市共有32001個村民小組達成農村各類産權的“長久不變”決議,佔農村産權制度改革涉及村民小組的89%。

  一方面為個體農民“還權賦能”,另一方面在對農村集體産權“應確盡確”基礎上,大力推進農村集體資産股份化,向農戶辦理農村集體資産股權證,去年底,成都村、組集體經濟組織完成股份量化到戶到人的佔比達到98.4%。

  2008年10月,按照“三級平臺、四級體系”架構,成都在全國率先成立成都農村産權交易所,對“確實權、頒鐵證”後的資源進行評估,再進入流轉、整理或是交易環節,使零散的土地連成片,發展規模種養和經營、農商文旅融合都有了用武之“地”。

  如今,在全省構建“一幹多支、五區協同”區域發展新格局中,成都市農村産權交易平臺成為發揮“主幹”作用的七大共用平臺之一,已覆蓋大部分市州。

  錢

  農村産權交易和金融改革成為“活水”

  怎樣把集中了的土地變成錢?借助農村産權制度改革成果,郫都區戰旗村、青杠樹村等“明星村”走上了一條農村産權交易的增值新路徑。

  2015年9月7日,戰旗村完成全省第一宗13.45畝的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交易,共獲得價款收益706萬元。而拍得此地使用權的邁高旅遊有限公司,在發展鄉村旅遊過程中出現資金困難時,成都農商銀行創新推出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抵押貸款,于2016年12月向該公司貸款410萬元,為項目順利實施奠定了基礎。戰旗村成立了集體資産管理公司,農房抵押貸款試點順利落地,當年農戶每人平均年收入超過兩萬元。

  名列“全國十大最美鄉村”,4A級景區青杠樹村則走了另外一條路。“村裏通過土地綜合整理項目,整理出211畝集體建設用地用於建設新村基礎設施,出現資金缺口時,成都農商銀行以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抵押貸款6000萬元。土地整治項目驗收後,結余出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269畝入市交易,用來償還貸款。”青杠樹村支書介紹,村裏因此走上富裕路,村民每人平均年收入達到2.7萬元。

  由此,兩個村都發展起來了,成為一三産業互動、疊加新産業的新村莊。去年以來,成都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更多的元素和辦法進入,例如崇州竹藝村引入了國有平臺公司和專業的運營公司。

  “土地變錢”,還只是成都在“錢從哪來”方面的一種探索。

  2015年7月,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發展改革委、原銀監會等部門批准成都市開展農村金融服務綜合改革試點。成都成為全國首個農村金融服務綜合改革試點城市,承擔5個方面19項農村金融改革任務。

  對於全面完成了確權頒證的成都來説,農村金融改革猶如把“好鋼用在了刀刃上”。

  據人行成都分行有關負責人介紹:“成都推動農村多元化財産權抵(質)押方式,例如金融支援‘農業共營制’、土地流轉履約保證保險等。”截至2017年年末,成都市累計發放農村産權質押貸款180.1億元,餘額119.3億元,涉農貸款餘額6014億元,較去年年初增加581億元,同比增長9.8%。

  與此同時,全國領先並已升級至2.0版本的“農貸通”,是成都在探索農村金融服務綜合改革中的一大亮點。在“農貸通”平臺,農民可以申請享受補貼政策、申請農業專項貸款,還有信用系統、農村電商、産權交易等都可辦理,是一個農業綜合金融服務平臺。成都還為農業生産“貼身”開發了22個保險産品,例如外出務工意外、生豬、蔬菜保險等,受到了農戶、專合社、家庭農場、龍頭企業等經營主體的歡迎。

  人

  “種田人”走職業化道路

  如何推動“天府糧倉”向現代化邁進?

  農業共營制,是成都不能不提的農業經營體系的重大創新和改革。

  2010年5月,崇州市隆興鎮黎壩村15組30戶農民以101.27畝承包土地經營權入股,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聘請職業經理人負責合作社土地的生産經營管理,當年探索實踐取得成功。這一創舉可謂“石破天驚”,破解了困擾多時的農業難題——土地細碎化、農戶兼業化、勞動力弱質化等問題愈發突出,“弱者種地”“差地種糧”現象愈發明顯,原有的農業經營體系已難以有效支撐。

  從2011年起,土地股份合作社在崇州市迅速推廣,帶動了農業職業經理人和農業綜合服務的迅猛發展,逐步形成“農業共營制”新型農業經營體系,以及“理事會+農業職業經理人+監事會”的運作機制。農業職業經理人初、中、高級“三級貫通”晉陞評定制度建立起來,“農業職業經理人+職業農民”專業化生産經營管理團隊形成,一系列鼓勵“職業化”的配套政策出臺並實施。

  農業共營制帶來的紅利全面開花:崇州連續5年成為全省“糧食生産先進縣”,成為全國首批主要農作物基本實現全程機械化示範縣。農業共營制寫入2017年四川省委一號文件,農業職業經理人培養寫入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

  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體制與經營管理司有關人士對此評價説:“我以為,農業共營制是典型的中國創造,在怎樣組織農民、解決怎樣種田、怎樣經營、怎樣服務等難題方面創造了非常成功的範本。”

  在通過“人”創造發展環境時,成都還特別注重營造為“人”服務的社會環境——從去年9月以來,大力推進城鄉社區治理。

  成都出臺了“城鄉社區發展治理30條”,成立城鄉社區發展治理委員會,堅持黨建引領,制定並推進“五大行動”三年計劃,構建了以黨組織為核心、“一核三治、共建共用”的新型農村社區發展治理機制。在新的治理格局中,黨委和政府一方面做“減法”,不再包攬村級事務,而是騰出精力做“加法”,專注于定方向、定規則,著力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務。既做“減法”又做“加法”的方式,重新厘定了政府在農村社區發展治理中的定位,保證了社區居民自治的正確方向,為居民自治騰出了制度空間,形成了村(社)黨組織領導新模式。

  為強化農村社區運作保障,成都率先在全國專門設立社區發展治理專項資金,以社區黨組織為主渠道,通過村(居)民議事會,錢用在什麼地方、怎麼用,由社區黨組織帶領群眾議決。村(居)民議事會制度和村監事會制度則是成都社區治理的另一項重要制度創新。

  産業之花次第盛開,文明之花陸續綻放。走進成都的鄉村社區,田園繁花似錦,院落錯落有致,黨員幹部朝氣蓬勃,群眾充滿幸福感獲得感。

  成都農業農村的未來更加令人期待。

責任編輯:劉怡